自打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高中毕业离开家乡，到外边求学、谋生，算起来时间确实不短了。即使从边疆调回内地后，现在生活的小城离老家近多了，也还总有5、6个小时的车程，距离也还是不近的。平时无暇回家，一般也就是每年回家一次，大都是在春节，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睡在烧的烫烫的热炕头上。

    由此从时空上说来，家乡离我似乎是够遥远的了。

1.小村的人口

    我家乡的小村，的确不大。解放前不足400人，到我离开的那个年代，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人口最鼎盛的时候，也没有超过430人，人口一直没有大的增长。对此，老人们解释说，一是小村历史上外流人口就多。比如，在清朝末年，关内人大闯关东的时候，我们村里几乎家家都有人去东北谋生闯过关东，有的人家甚至弟兄好几个去东北呢。我们家族，就先后出去了不下十人。先是我太祖父去东北学徒，两年下来，做的不错，他两个弟弟也投奔哥哥去了。后来，他老人家的侄子辈儿们子承父业也去关外谋生的不少。还有，解放初期，虽然国家鼓励多生育，但村里民风淳朴，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雅重读书，每年都有学生考取大学，外出读书。在部队里，提升官职的也不在少数。二是因为我们县搞计划生育很早，大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计划生育了。百姓大都开明，不怎么追求多子多福。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宣传标语牌上这样写：“三个孩子多，一个孩子少，两个孩子正好！”，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提倡一孩化，规定每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了。现在村里50岁左右的夫妻，一孩化的不在少数。偶尔有两个孩子的也都符合政策，基本没有三个孩子的。象我的同龄人，基本都是一个孩子了。

2.小村的渊源

    据县志和家谱记载，大约在明朝初年，我们村先辈整体从山西移民过来。我小时候听老人们讲，我们的老家在山西临汾附近，离著名的洪洞县大槐树底下不远，相传是一个妈妈带着五个儿子从富庶的汾河边背井离乡来到荒凉的渤海湾这个小村子的。巧合的是，我们村里大都姓云，很少旁姓，而且村里云姓分了五大枝派，每一枝派人来往要多些，碰上红白喜事分的很清楚。我们家属于三.一枝，大概是当年五兄弟中的老三是我们的先祖吧，是五大枝派中人口最繁多的一枝，大约占了整个云氏家族人口的一半。所以三.一枝人多，气势也最旺，从没有被别的一枝欺负过。

    记得我一九九一年四月份带车去陕西办事，路过洪洞县和临汾市时，我还好奇地，同时也有点认祖归宗的意思，让车停下来，驻足遥望过洪洞县的大槐树，留神汾河水的浪花，想岁月悠悠，有没有留下当年山西填河东（经过长期战乱，河北、河南、山东人口骤减，而山西由于境内大山的呵护，风调雨顺，人丁兴旺，朝廷决定山西大量向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移民。朝廷规定，每户按三-、五二、八三的比例移民，即三口人移民一人，五口人移民二人，八口人移民散人）时，我的先民们含泪告别大槐树和汾河，背井离乡的足迹。

    现在小村的人们一直喜欢吃醋，我儿时的老年人们说话还有山西人的文字习惯。也验证了小村和山西的渊源。太祖父曾给我讲过解手这个词的来历。说是朝廷怕被迫移民他乡的人在途中逃跑，路上行走时都用绳子串起来。人们大小便时就喊官爷把绳子解开，松开手方便了。时间一长，就简称解手了。这似乎也印证了小村确实是移民过来的。

3.小村的冬

    寒冬季节，北方的农村，确也没有什么绿色，我家乡的小村也一样。到处灰蒙蒙的，所以显得沉闷一些，生气也难寻觅的了。最热闹的地方就属结冰的池塘了，由于冬闲，那里不仅是孩子们冰上运动的乐园，连那些爱动好玩的累了大半年的成年人，也跟孩子们赛起了滑冰，滑冰车捉队撕杀。有时，不知是谁家的婆娘，也兴高采烈的和丈夫玩起了冰上舞蹈……

    立春过后，天气也还是暖不起来，老人们过冬穿的厚厚棉衣依然穿在身上。谁家顽皮的孩子在偶尔暖和的天气里想脱掉棉衣耍单，父母们准会说：打了春，别欢喜，还有四十天的冷天气；春捂秋冻等古训。警告孩子们：穿单衣服，还早着那！

4.小村的春

    只有到了阳历四月份，过了清明吧，柳树才开始发芽。就是生命力极强、在田野睡了一冬天的小草，这时也才苏醒过来，睁开惺忪的眼睛，泛绿比柳树也早不了几天。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当结冰的池塘开始融化的时候，一批批北旋的候鸟，开始陆续忙碌地由南方飞向北方了。小村上空不时传来大雁、天鹅的叫声。孩子们总是望着匆忙飞翔的鸟儿们喊：大雁大雁排个一字，于是乖巧善解人意的大雁就排个一字；大雁大雁排个人字，大雁们又听话地排了个人字。

    春季是放风筝、捕捉鸟儿的好季节。原野的天空，飘着各式各样的风筝。比较风筝的颜色和样式，孩子们更是比谁的风筝飞的高，谁的风筝飞翔姿态优美。善打鸟的孩子们，则拿着自己做的捕鸟工具，总是悄悄钻进树林深处，或者在麦田沟垄上，埋好捕鸟儿儿的拍窝、夹子，静静地守侯着鸟儿们自投罗网。捕捉到鸟儿的自然高兴，没有捉到鸟的，嘴里嘟囔着，不服气地说着什么。

    我的家乡是树的海洋，以各种柳树居多。有垂杨柳，有做农具木衩的杈子柳，还有可编织工艺品的杞柳。其次是杨树，就是矛盾老先生著名的《白杨礼赞》中的描述的那种象征北方农民性格厚重的白杨，它们生长极快，几年就长成参天大树了。还有洋槐，树干笔直而材质坚硬，到了开花的季节，白白的槐花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和飘飘撒撒的柳絮，构成了乡村一道恬静幽雅的景致。榆树也有些，对榆树记忆最深的就是采吃榆钱。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程琳的那首《采榆钱》，唱的我总是心里酸酸的，回忆儿时采吃榆钱的情景。枣树就少见了，但我家的后院还真有一棵，记得枣熟季节，没有少和偷摘我家大枣的孩子们吵架。吵架并不是吝啬，而是嫌他们糟蹋枣树的枝叉，影响明年的收成。

    到了五月初，几乎所有的树都绿了，它们枝叶繁茂，郁郁葱葱。小村被它们遮掩、环绕着，在远处几乎是看不见小村子的。只有顺着那条弯弯曲曲通向小镇的小路，才能依稀辨出树林里的小村。

5.小村的夏

    夏季一到，青纱帐起来了，可吃的瓜果也多起来。滦河的支流—长河从小村旁蜿蜒穿过，清澈的河水，游动的雨虾，自然成了孩子们玩耍嬉戏的首选。记得每年当滦河水暴涨，长河水也常常深过2米，家长和老师总是禁止儿童下河游泳。可玩是孩子们的天性，尽管每年夏季都有游泳出事的，孩子们照旧偷着家里和学校尽情地去游泳。当然，被父母发现，揍一顿是免不了的。

    甜瓜园飘来的阵阵香味，让馋嘴的孩子们忍俊不住对瓜圆虎视眈眈。他们聪明地学习电影里八路军引开敌人的办法。一个人先去跟看瓜人套近乎，递上一颗烟，吸引看瓜人视线，同伙则穿起庄稼绿叶，跟瓜地一个颜色，趁机匍匐爬进瓜园，接力传递着偷摘的一个个甜瓜，看瓜人很难发现；或者，一伙人故意大模大样进瓜园明摘甜瓜，等看瓜人出来时，抱着瓜撒腿就跑，看瓜人不知是计，立即追赶，这时另一拨孩子沉着地走进瓜地，不慌不忙地挑着尽摘大个的甜瓜。看瓜人每每顾此失彼，气的破口大骂。摘瓜得手的孩子们，则享受着胜利的果实，大口地吃着香甜可口的甜瓜。当然，吃不了的瓜，是万万不敢带回家里的，否则，不但得不到家长的表扬，还会挨一顿狠揍，屁股疼的几天坐不下。

6.小村的秋

    整个暑期，孩子们在长河里游泳嬉戏，在瓜园里大显身手，确实是舒心、愉快好个夏。转眼秋天就到了，田野里到处是火艳艳的高粱，沉甸甸的谷穗，咧开胸怀的玉米，飘香的稻子，还有结满果实的向日葵，排列整齐的芝麻……

    那时，学校都放秋假，大些的孩子回生产队参加劳动，小些的则帮助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儿，象割草喂猪呀，拾柴拣粮食呀。我还清楚地记着这样一首歌：我是公社小社员呀，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呀，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
那时粮食紧张，要求颗粒归仓，收割完的庄稼地里，是看不见一粒粮食的。在挨过饿的孩子们心里，知道粮食的珍贵，晓得一粒粮食的价值，所以都精心地拣着，拾着，谁拾到的多，生产队还奖励作业本和铅笔呢！

7.劳动的喜悦和收获

    我自小学五年级始，就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了。每天的早晨，下午，和周日的全天，以及麦秋、大秋两个假期，一年下来，能挣1000多工分，赶上好年景，1000工分值100多元钱，不仅挣回自己的口粮，还能分到工分粮呢！家长自然高兴，总是夸我懂事，既帮助了家里，又锻炼了身体，而且学习成绩总在年级的前两名。

    想想那时的孩子，劳动是多了些，文化课是少了些，可儿时的欢乐也还是不少的。我们有春天放风筝、打鸟的的喜悦；有夏天游泳、摘瓜的得意；有秋天收获的自豪；有冬天滑冰的快乐……

但比起现在的孩子，我们似乎缺少的东西不少，比如，我们缺少现在丰富的饮食，缺少现在无所不能的网络游戏，更缺少现在孩子们对未来命运的那种焦急和彷徨……但与现在的孩子相比，我们决不缺少幸福，得到的也不仅仅是自由和放松。现在孩子极力期盼的什么，我们那时轻松的、毫不费力的就得到了。

8.追忆和铭记
 
    我离开家乡时，还是个弱冠少年，二十九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转眼就往五十里奔了。但儿时的回忆，从没有间断，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愈来愈清晰，愈来愈亲切。

    对于家乡的印象，不是现在的水泥路面，不是沼气，不是自来水，也不是闭路电视，而是村里唱戏的那个戏台，那个曾经流下多少汗水和欢乐的池塘，还有那清澈见底的潺潺长河水；抬头望天，喊着大雁大雁排个一字、排个人字的稚嫩童声，拉起妈妈织就的风筝绳，夏日劳动回来热渴难耐时妈妈递上的清凉的泡在水里的黄瓜，冬季里滑冰深夜回家妈妈烤好的红薯……，总觉得就在昨天！

    哦，时空离我遥远的乡村，你的游子什么时候都把你遥望，什么时候都没有忘记你曾经的温磬、雅静、喧嚣！再过多少年，对你也不会感到陌生；相距你多远，也不会觉得遥远！相反，却记忆愈来愈清晰，思念愈来愈真切！